一九七五年春节后，蒋介石忽然把陈立夫找了回来。 这不是一次普通见面。 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，一个退居台湾二十六年的政治人物，在生命最后几个月，交给旧部一件极隐秘的事：通过香港秘密渠道，向北京方面传话， 可以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 。 这句话落下去，海峡两岸都静了一下。 蒋介石和毛泽东，斗了半个世纪。 一个从南京退到台北，一个在北京建立新政权。两个人上一次真正面对面，还是一九四五年的重庆谈判。那时抗战刚结束，毛泽东从延安飞到重庆，蒋介石在山城接待他。 三十年过去，双方都老了。 台湾海峡还隔着，可局势已经变了。 一九七一年，联合国大会通过第二七五八号决议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。台北的国际空间骤然收紧。 一九七二年，尼克松访华，中美关系开始破冰。 外面的风向一变，台湾岛内的气氛也跟着变。蒋介石心里清楚，靠“反攻大陆”撑起来的旧口号，已经越来越难落到现实里。 他没有公开改口。 但他开始留后手。 陈立夫就是那只手。 陈立夫不是寻常人物。他早年在国民党内主管组织党务，和陈果夫一起形成“CC系”，在国民党系统里分量很重。抗战前，他也参与过国共之间的秘密接触。 让陈立夫出面，有两层意思。 一是够老，够熟。 二是不走正式渠道，便于进退。 这一步很险。 当时两岸还处在长期对立状态，台湾方面内部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碰“和谈”二字。可蒋介石还是把话递了出去。 陈立夫接下任务后，经香港渠道向中共方面发出信息，欢迎毛泽东到台湾访问。 他心里也急。 没等北京方面正式回音，陈立夫又在香港报纸上发表文章《假如我是毛泽东》。文章里有一句话很重： “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，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，以造福国家人民。” 这不是随口一说。 在国民党长期宣传里，“汉贼不两立”喊了多年。可到了蒋介石晚年，他仍坚持一个中国，不接受“两个中国”“一中一台”的安排。 这就留下了一条缝。 北京方面早有自己的安排。 五十年代中期，毛主席和周总理已经提出过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。毛主席说过“和为贵”“爱国一家”“爱国不分先后”。周总理也在公开场合表示，愿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。 后来形成的“一纲四目”，说得更清楚：台湾统一于祖国后，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，台湾军政大权、人事安排等，可由蒋介石方面管理。 这在当时，是很大的余地。 蒋介石当然知道这些话的分量。 他更知道，自己时间不多了。 一九七二年以后，蒋介石身体状况明显恶化。到一九七五年，他已很少真正站到政治前台。许多党政事务，实际上由蒋经国处理。 可最后这一件事，他还是亲自点了陈立夫。 这像一枚迟到的棋子。 棋盘摆了二十六年，才刚刚挪动第一步，时间却不等人了。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，蒋介石在台北病逝。 那条刚刚搭起的秘密线，断了。 陈立夫传出的邀请，没来得及变成真正的会面；毛泽东也没有踏上台湾土地。蒋介石一走，台湾内部权力交接、路线安排、对外关系，都要重新排布。 一场可能提前到来的国共高层接触，就这样停在门口。 门开了一条缝。 人却走了。 更让人唏嘘的是，海峡两边的老人几乎都到了生命尾声。周总理在一九七六年一月逝世，毛主席在一九七六年九月逝世。 蒋介石临终前递出的这次邀请，成了他们那一代人最后的未竟之事。 它没有改变一九七五年的现实。 却留下一个历史细节：斗了大半生的蒋介石，到了最后一年，仍没有把台湾从中国切出去；北京方面也始终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门留着。 后来，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《告台湾同胞书》，呼吁两岸结束军事对峙状态，进行接触商谈。 那已经是蒋介石去世近四年后的事了。 如果把镜头定格在一九七五年春天，画面其实很窄：陈立夫接到密命，香港报纸刊出文章，台北等待回音，北京也在观察。 桌上的信纸还在。 四月五日的钟声一响，所有安排都停了下来。 蒋介石没等到毛泽东访台，毛泽东也没等到那场会面。海峡风浪照旧，两个老对手最后一次可能握手的机会，停在了那年春天！ 特别